《一道圣旨》是卡夫卡的一篇著名小小说,大约写于1917年,它原本是卡夫卡的另一篇重要小说《中国长城建造时》中的一个片段。应当说,《一道圣旨》在卡夫卡全部创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,是一则“正捏着生命的痛处”的寓言,充分地体现了卡夫卡的思想及其创作特色。

　　关于这篇小小说的主题,历来众说纷纭,也为我们从法哲学角度解读开放了一定的空间。这是一个传说:皇帝在弥留之际向臣民们下了一道圣旨,身边的大臣都不知其内容,只有跪听的使者才知道。忠诚的使者在皇帝耳根复述了一遍圣旨,在皇帝确认准确无误后,就出发了,他要走出宫殿向天下传达皇帝的旨意,而且是挨家挨户一对一传达,接到皇上旨意的人,彼此之间也无交流,只管执行。由于地域广阔,如此重复,纵使千年也走不完。

　　从法哲学角度而言,作为主权者的命令,皇帝的圣旨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法律。不过,作为法律表现形式与理念载体的语言,它却只是一种皇帝传达任务的隐秘内心独白,是皇帝权力意志的轻声低语呢喃,因此,这种法律的存在,既是无声的,也是孤独的。其效力实现也只能诉诸天下臣民们的道德忠诚和良知自觉。而在实践中,它的执行力所凭靠的,主要还是臣民们的内心压力、紧张和恐惧。

　　为什么使臣无法完成传达皇帝法律(旨意)的任务呢?这其中的问题关键,恐怕并不在于宫殿的繁琐和路上人员的繁杂,而在于作为其传达对象的法律(旨意)的异化和封闭——受权力、地位、威望、名誉等诸多因素影响,法律语言已经“失声”。换言之,使者所传达的已经不是法律(旨意)的内容本身,甚至主要不是法律(旨意)的内容,而是附着于法律(旨意)之上的如影随形的权力、地位、威望和名誉,戴着这么多沉重的“手铐”“脚镣”,即使用尽全力,终究无法到达。

　　法律语言必须要具有开放性,成为能够为公众了解和言说的法律。换言之,实践性交往才是法律语言的本质,作为一种关系型工具,法律语言预先设定了人们行为的边界,将权利和义务确立为司法诉求的基本规范,法律帝国的行动结构与规则系统因而得以建造。

　　毋庸置疑,法律语言一旦“失声”,它最终必将自我隐遁,法律帝国大厦也必将陷入虚无。而从历史理性的视角来看,人类从野蛮到文明、从法制到法治的法律演进过程,法律语言正经历了从“法不可知,则深不可测”向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,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”的革命性转变,在这一过程中,法律语言逐步打破“沉默”状态,进入真正标志人类法律文明的民主时代。